多年来，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坚持了一个习惯，每年都会到农村去调研，他的足迹已遍布中国很多乡村。对于各方热议的土地流转问题，他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做了很多研究。
他表示，土地流转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他特别反对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他认为，以一亩三分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
他说，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村耕作的父母和进城务工的子女获得两种收入，使得农民和农民工构成了一个非常顺畅的循环，农民过上不错的生活。若土地流转出去，农民获得少量流转金，农民的生活水平会大幅下降，进城后又没有工作，没法完成有意义的循环，农民生活大打折扣。
贺雪峰：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关于土地流转的表述变得更加谨慎。三中全会决议要求“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一号文件强调“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这里面多了一个“有条件的农户”的限定词。
十八届三中全会用很大篇幅讲要扶持新型经营主体。所谓“新型经营主体”主要针对现在户均耕地非常少、土地非常零碎的小农经济来讲的。到了中央一号文件，扶持新型经营主体的讲法很少，甚至都没有出现。相反，一号文件中出现了“传统精耕细作”一词，这个“传统精耕细作”当然是与家庭经营相匹配的。
现在统计说中国有21亿亩耕地，两亿多农户，平均每户十亩地。即使按经营规模最小的新型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来算，一个家庭农场经营100~200亩，21亿亩只能容纳1000~2000万个家庭农场，也就是说，将有90%的农户没有地种。
对于农民来讲，种地的根本也许就不是为了致富，而是要有基本的体面生存条件。目前在农村的农民，多是中老年人，他们进城很难获得就业机会，而从事农业却正好。
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将收入积蓄起来，可建房可购物，农民收入不低，生活质量不差。若土地流转，全家进城，一个农民家庭，农业收入没有了，城市消费又高，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就会很糟糕。
即使子女在城市可养活进城的父母，但农村中老年人也不愿进城，他们不想给子女增加负担。
一亩三分地的小农经济有四重意义。第一可以获得农业收入；第二是劳动的权利；第三，农民种地，是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生活；第四，种地会有自给自足的经济。这四条可以充分说明小农经济对农民的重要性。
今天的小农经济不仅是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农民重要生活方式。用经济收入的数据去替代有血有肉、自给自足的农业，会得出农民种田不划算的结论。这种判断不仅与绝大多数农村的实际情况不符，而且可能忽视小农经济在现代化中的稳定作用。
贺雪峰：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使得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和年轻子女可以同时获得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使得农民和农民工之间形成了顺畅的循环。总体来说，当前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吃、住都不错，物质上非常丰富，农闲时间很多。农民的生活质量不错。当然，农村青壮年大量进城，村庄显得比较萧条，这是实话。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不能只从农业上考虑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什么叫农产品品质。首要的品质是数量，土地产出量的一个衡量标准是粮食产量。我们在农村调查发现，几乎没有发现规模种粮的亩产高于小农经营的。小农经济都是精耕细作，规模经营要雇劳动力种田，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极高。小农经营的产量比资本大规模种田要好、要高。
其次的品质才是质量。有人会说小农经营出现了毒水稻、打农药种菜等问题，这是监管问题。
资本可做品牌、高品质的农业。不是说农业不能向资本开放，非不能发展规模农业，但不能说只有向规模开放才有前途。
国家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让资本和规模经营去打败小农。
当前三农领域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政策主张，一种主张强调现代农业，强调规模经营，强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有一种主张强调小农经济，强调还有2亿多户继续要依托土地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这两派，姑且可称之为“现代农业派”和“小农经济派”，扩张开来，这两派在三农领域之外的诸如城镇化等方面，也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
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20~30年)，中国小农经济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中央的三农政策和城镇化政策，应充分考虑九亿农民这个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应从小农立场看问题，应基于小农的需要来制定三农政策，来转移国家支付，来设计和建设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