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村调查：部分打工者返乡创业，出现了第一家养猪场
早报记者 欧昌梅 发自安徽巢湖
祠堂村，是安徽省巢湖市夏阁镇的一个自然村，这是一个十几年没有任何变化的村庄，但如同中国其他很多乡村一样，这又是一个变化很大的村庄——满村的留守老人，江河日下的教育，水质日益下降的水塘，树枝上飘荡的白色垃圾。
“有变化，有变化！你看看水渠里的塑料(10800,-120.00,-1.10%)袋，看看路边的各种垃圾，这就是变化！”村长陈志寿说。
村里的老人们有些无奈，年轻人都到外面去了，谁来管这些？
2011年8月，根据国务院批复，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并对原地级巢湖市所辖的一区四县(居巢区和庐江、无为、和县、含山四县)行政区划进行相应调整，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其中，居巢区设立为县级巢湖市，由安徽省直辖，合肥市代管。
如今的祠堂村，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近几年，很少有人自建房屋，外出打工的人开始在镇上或城市里买房。城市里可以买到房，这给人们远离农村找到了一个理由。
有老人回顾，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村里经济条件不错的人家都会建两层楼房，房子封顶那天，房主会放鞭炮，站在楼顶抛洒各种糖果，大人小孩一窝蜂地去抢。而近两年，村子里再也没有那样的热闹场景了。
稍微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的一代人有些开始返乡创业，村子里出现了养羊户、蔬菜大棚户和养猪户。
陈志寿满心希望村子里这样的人可以再多一些。
小学里12名教师12名学生
农民知道教育重要，可农民却抓不住教育。
陈志寿原是小学老师，教龄有40年，其中30年是民办教师。2012年，他从小学退休，被村民推举为村长。
当过几十年老师的陈志寿有些失落，他说农村学校都撤掉了，老师一个个都走了。农村小学的生源更是少之又少，一个班级七八个学生，不仅老师教学没劲儿，孩子学习也会觉得无趣。
1999年前，陈志寿在西峰乡的潘张小学当老师，1999年调到油坊行政村(现为里岗行政村)的油坊小学。而潘张小学的学生数从200多人渐渐减到30来人，以至后来被撤销。现在，油坊行政村的惟一一所小学——油坊小学(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或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陈志寿回忆，1999年调到油坊小学时，一个班至少能收到55名学生。而现在，一个年级最多也就12名学生，整个油坊小学的教师却仍有12名。
“学生都到城里上学去了，还有一些孩子去了私立小学。”陈志寿觉得，这是因为农村教育没有财力支撑以及重视教育程度不够造成的，“家长总觉得把孩子交给学校，自己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陈志寿认为，国家允许私人办学，在教育上的资金就可以少支出点，办学有竞争，也有好处。但农村是无法承受的，一方面教育面临失控，另一方面，孩子成才更加困难。
小宇(化名)今年19岁，在其还蹒跚学步时，父母就去了上海打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小宇，初中还没毕业，就随着父母外出打工了。
2012年底，小宇辞了无锡电子厂的工作，回到巢湖应征当了兵。小宇说，自己读书不行，是硬着头皮上的初中。
“念书念不好，你爸爸在外面打工干瓦匠，一天两三百块钱，不如出去打工得了。”这是村里留守老人常有的观念。陈志寿说，慢慢地，如果不是家长特别重视教育，孩子一般中学毕业就结束了学业，或者去技校“混日子”。
在祠堂村，小宇的同龄人中，类似的青年不在少数，初中文化水平，在大城市打工，有时还要向同样在大城市打工的父母伸手，要点生活费。
水塘“变成”垃圾场
鸟语花香，鱼浮水面，昔日被城市人艳羡的农村环境，如今只会刺痛双眼。
水塘曾是农村最热闹的地方，槌棒洗衣服，淘米洗菜，拉家常。你在水塘这边，我在水塘那边，一个水塘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剧院”。
如今，“小剧院”人气渐失，不仅因为自来水进了村，更是因为，泛绿的池水、漂浮的塑料袋让人无法亲近。
“哪里有水塘，哪里就是垃圾场。”陈志寿说，以前城里脏，现在农村脏。
祠堂村有四五个大水塘，陈志寿说，位于村中心的朱家塘曾是村民淘米洗菜的水塘，村后及村东边的两个大水塘多用于灌溉，也是村民洗衣的聚集地。
如今这些水塘，水质大多较差。水塘四周都是生活垃圾，塑料袋、包装袋随处可见。田间地头的小水塘或被水草完全覆盖，或被农药污染，各种农药瓶罐和包装袋散落四周。
村里的班姓老人说，以前家家户户都在水塘淘米，回家直接下锅煮。现在即使在水塘淘米，也要回家再用自来水淋几遍。
对于村民而言，美好乡村建设离他们有点儿遥远。
据悉，巢湖市当前共有19个试点村和130个基层村在建设美好乡村，但对于祠堂村这样一个五六十户的小村，集中的垃圾站建设可能要等个几年。常见的是，房前或屋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垃圾堆，堆到一定程度，就一把火烧了。
“说到底”，陈志寿感慨，“农村观念不行，别的不说，能不能把垃圾捡起来集中处理？农闲的时候，老百姓没事儿都在打麻将。”
“城市里有环卫工人，环卫工人有工资。农村垃圾集中处理，谁来出钱，谁来出力？”
错失修路的机会
村前800米的进村路是村民的“痛处”。
2008年前后，西峰乡村村通道路修到祠堂村时，“路断了。”
陈志寿说，这段800米左右的路让村民懊悔了好多年。
“那时候主张国家出大头(国家承担大部分资金)，老百姓拿小钱。我们村当时只要出5万块钱，可是大家最后没同意。”陈志寿不无遗憾地说，当年在两次村民代表会上，他力争说服大家。同时，祠堂村村委会向上面争取到原来每户按田亩出资的费用，由每亩100元降到70元。
“你们不修，以后吃亏！”陈志寿清晰地记得当时撂下的这句话。
“我们家有17亩田，当时要出1700块钱，实在不怎么舍得。”村民区国福(化名)语带悔意，他清楚地知道，现在要修起这800米路，费用不下于20万元，而且国家支持的资金也不容易争取到。
同样没修起来的，还有村前3公里左右的开发路，村民们称之为“开发大道”。这条通往祠堂村的主干道，属于夏阁镇的镇级公路，1999年开始修建。
区国福说，当年开发大道修起来的时候，两旁的杨树没人高，树干还很细。如今，两旁的杨树都长到三四层楼高，枝丫交错在一起，可开发大道依旧是泥石子路，一到阴雨天，跟土路没什么区别。
“修修补补，石子被车压没了、压崩了，就再铺一层。最近一次还是沾了合肥领导来检查的光，又铺了层石子。”区国强说，2000年前后，拖拉机是农村的农耕机械，也是赶集或到镇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开发大道沿线村庄开拖拉机的人都要经过开发大道，加上过路的一些大货车，开发大道被压得坑坑洼洼。
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了三轮电瓶车，但让村民尴尬的是，不走颠簸的开发大道，就得走邻村的村村通水泥路。
陈志寿抱怨道，国家下来检查新农村建设，看的都是经得起看的地方，祠堂村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成为“新农村”。
刘玉清的养猪场距离开发大道200米，为了方便运输，自己花钱拓宽了连接养猪场和开发大道的路，铺了石子。
“有的老人说，‘我儿子都在外面买了房，我还能活几十年？这路修了干什么’，就这个思想。”刘玉清说，他最痛恨人不读书，农村人眼光太浅，现在后悔了。
两道“风景线”
祠堂村有两道“风景线”，一个由来已久，一个新近才出现。
农闲时，留守村庄的人没什么其他娱乐方式，多半是围坐一起打麻将。
丁大妈说，电视剧看不懂，戏班子也越来越少，祠堂村六七十岁的老人最常见的消遣，不过是串串门，或站一会儿拉家常。
留守在家的三四十岁妇女和会打麻将的男人，则一有时间就会聚集到麻将桌边。
陈志寿对此颇为反感，他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过年回来也最喜欢打麻将或赌牌九，有的人回来几天甚至输了十几万元，其中的“代表”就是班家的儿子小班。小班夫妻二人每年都在新疆打工，2011年春节，祠堂村兴起牌九风，小班一赌输了十几万元，最后把家中的小汽车也卖了。
在陈志寿看来，祠堂村的希望，在另一类人身上。
2008年，村民朱财圣离家到非洲务工。两年后，他给妻子林应华带回来10万元。
2011年，朱财圣在巢湖做了一年漆匠。林应华说，那一年，朱财圣每天早上都要骑一个小时电瓶车到巢湖市上班，下班又是一个小时，不论冬夏。朱财圣身体本就不好，干漆匠容易伤身，2011年年底，心疼丈夫的林应华“强令”朱财圣放弃了漆匠的工作。
“给人打工受限制太多，种田赚不到钱，总得有个出路。”去年春节，回到村子的年轻人都在麻将桌前放松，林应华和朱财圣却在琢磨以后的出路。
“我姐夫早些年在巢湖庐江种蘑菇，等于有了现成的技术指导，村子里已经有人养羊了，所以就决定种蘑菇。”用了半年时间，整了3亩地，架起两排大棚，培育了蘑菇棒子，朱财圣考了驾驶证，夫妻二人搞起了蘑菇种植。
自从搞起蘑菇，朱财圣每天下午必做的事是补觉。夜里2点钟运一车蘑菇到巢湖批发，早上6点开车回来。林应华说，如果丈夫一天不补觉，她的心就得跟着小货车在小无岭(从夏阁镇到巢湖需经过的山)的公路上颠。
搞大棚蘑菇对林应华来说也是种创业，但不懂市场行情，这让创业之路稍显艰难。
2013年1月，巢湖蘑菇批发价格涨到了四块五一斤，林应华却收不到蘑菇。2月份，气温稍微回升，蘑菇批发价降了下来，但大棚里的蘑菇收也收不完。
林应华算了一笔账，小工费、大棚建设材料费、灭菌炉、小货车和蘑菇棒等一共花了20多万元，目前收回5万多元成本，总体还是亏了。不过，期待着学好技术和积累经验，林应华盘算着以后还要扩大规模。
“怕烦神，怕出力，怕怕怕，(农村人)没有胆量。”陈志寿觉得，这是祠堂村人安于现状的原因。
祠堂村有很多荒山荒地，可以养鸡，可以种树，年纪大的可以种几亩大棚蔬菜，陈志寿期待农村多出一些不一样的头脑。
要不到的养猪补贴
在一些年轻人淘金大城市的同时，祠堂村有了大棚蔬菜，也有了第一个农民企业——刘玉清养猪场。
“刘老板在家吗？”自从猪场起来后，每隔几天就有这样的声音从屋外传来。刘玉清妻子红梅不用看也知道，要么是推销猪饲料的，要么是推销兽药的。
“这些人过来想让我们家的猪试料。我们刚起步，猪也不多，不敢轻易多试，吃一家饲料是一家，多试也有风险。”红梅以刘玉清到巢湖办事为由，暂时打发了推销人员。
2012年1月，在外当了20多年饲养员的刘玉清夫妇从江苏启东回到祠堂村，投资70万元建起了猪场。2012年5月13日，刘玉清从常州买回了40头母猪。目前，这些母猪“表现良好”，已经产下100多头猪仔。
“虽然在祠堂村算是个企业，但我们不想出什么风头，自己创业太难。”红梅说，当初建造养猪场的时候，一直下雨，光是一排猪舍的建设就花了两个多月。感到“战线”太长，红梅一度想放弃。
刘玉清则安慰她，“既然都开始了，还是要走下去。”
但最大的难题并不是码砖头的建设问题，而在于资金。据刘玉清介绍，陈志寿的儿子曾想在祠堂村养羊，但因为缺钱最终没做起来。
40头母猪，100多头猪仔，每个月刘玉清猪场消耗的玉米(2436,1.00,0.04%)、麸皮和豆粕(3336,-20.00,-0.60%)多达6吨，每个月的饲料钱就要2万元，而到2013年六七月份会达到五六万元。按照目前的资金情况，刘玉清估计7月份前还得跟饲料公司赊点饲料。
“最苦的时间是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如果这段时间熬出来，就算熬出头了。”刘玉清说，一头猪长到200多斤才能卖，头一批猪最早到2013年7月份才能销售。
“目前生猪批发价是九块钱一斤。如果行情稳定，除掉水电费、饲料、人工工资、医药费和房租，一头猪可赚两三百元。如果生猪批发价一下跌到六块五，那一头猪就要亏损100块钱。”刘玉清已有20多年的养猪经验，他知道养殖业风险比较大，国家调控得好，就能赚到钱，控不好，就可能亏损。
国家给养猪户的补贴本可解刘玉清的燃眉之急，而刘玉清却为此愤愤不平到现在。
“我们没有关系，母猪补贴和猪场建设补贴都还没拿到。我们在外面给人家养猪时候，一头老母猪一年补贴100元，老板都能拿到。”刘玉清把原因归结于“自己上面没关系”，找不到人给自己说话。100元母猪补贴中，可以为母猪支出12元的保险。由于补贴拿不到，刘玉清猪场的母猪还没有上保险。
从巢湖市畜牧局，到夏阁镇和西峰集镇分管畜牧业的部门，刘玉清跑过很多次，得到的回复要么是“政策不同，以后再说”，要么是“后备母猪，暂时申请不到”。
前来刘玉清养猪场推销饲料的一位推销员说，自己跑过很多农村养猪场，一些养猪户猪场开了很多年都没拿到补贴，“而如果有关系，即使猪场只是一个空架子，钱也好拿。”
对于补贴，刘玉清说自己暂时不抱希望，但希望国家把粮食价格和生猪价格调控好，这样才有更多人愿意回到农村创业。
按照目前生猪市场行情，刘玉清说，只要母猪数达到50头，一年三四十万元肯定可以赚到，在家养猪要比在外面打工强。如果可以借到钱，刘玉清打算3月份再进一批母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