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今年两会最大热点话题之一。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在这背后，潜藏了诸多机遇、矛盾、问题和挑战。
3月12日，本报特邀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做客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与新浪网联合推出的两会访谈，共同探讨中国城镇化的路径问题。
“一部分人感到很兴奋，一部分人又很担忧。”辜胜阻解释说，兴奋的原因是因为城镇化会给几十个产业带来商机和机遇，担忧的原因是怕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间一哄而起，只重高楼大厦的城镇化而轻视了人的城镇化。
现实中，兴奋的声音和担忧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如何让兴奋和担忧能统一在城镇化的道路中，辜胜阻给出的答案是规划先行。
他认为，现在应该尽快出台国家级的城镇化规划，尊重城镇化的规律，做好顶层设计，然后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规划作为一个笼子，让城镇化在笼子中运行”。
事实上，有三个问题始终是我国城镇化道路上的核心，一是人往哪去？是不是都应该进入大城市；二是钱从哪来？现在市民化需要配套投入的钱来自何方；三是地如何使用？过去十年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的局面如何改变。
辜胜祖说，这是触及城镇化具体路径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城镇化不是计划和市场的产物，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城镇化必须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如果没有产业，那人为的造城只是“空城”。
他进一步解释说，防止“空城”非常重要的是把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同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尽快出台城镇化的规划非常必要，“让规划先行，然后让法律来规范政府行为。”
他举例说，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是农民非常关心的，但地方政府为了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往往会把“以地生财”的主意打在农民身上。强制农民聚集在城市里可能让农民没有幸福感，科学规划就能避免这种现象。
对于人往哪里走，地怎么用的问题，辜胜阻说，新型城镇化要集约使用土地，如果让农民变成市民，就应该实现彻底的市民化，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
辜胜阻认为，要控制特大城市、超级城市，目前重要的是把中小城市做多，把城市群做多，在城市群中间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带动作用，“不是让大城市实现人口的聚集，而是让它辐射。”
他相信，如果把中小城市做得更有吸引力，那么就可以解决人往哪去的问题。
辜胜阻多次强调，中国的城镇化要防范五个陷阱。
一是要防范“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如果缺乏产业支撑，就会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陷入“拉美化陷阱”。
二是要防范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一哄而上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
三要防范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
四要防范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
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辜胜阻直言，要避开这些陷阱，非常重要的是要改变政绩考核的体制和指标体系，“不应该GDP至上。”
“如果为了做大GDP、做多GDP，那就会有土地财政，就会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就有大干快上。”辜胜阻说，2009年的GDP增速是9.2%，2012年增速是7.8%，增速7.8%比9.2%好，“因为增速9.2%是以当年的高房价换来的，所以有很多泡沫。”
辜胜阻提醒，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让财力和市场相匹配，如果三四线城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地价推高房价，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农民工大都在大城市赚钱，到中小城市购房，现在的房价还在能够承担的范围内，如果农民没希望在中小城市买房，那就会让城镇化之路陷入僵局。
“局部地区可能也在出现我讲的这样一种误区。”辜胜阻说，还是要强调把规划作为一个笼子，让地方政府的产业在笼子中运行，还要把宪法和法律作为笼子，让地方政府依法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