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建国初期，我国并没有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政策。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明确并实施了严格的城乡户口分开的政策，并延续至今。不过在改革开放后，我国户籍政策已经有了整体性的微调，即允许农民可以进城打工，自由流动，但其农民身份并没有因为进城务工得到改变。
在另一方面，农村也存在有宅基地、有自留地、可自产粮食蔬菜等优势。因此我国对转为居民的农民，也会取消其宅基地和自留地等“福利”，而且同样轻易不会允许居民再转为农民的身份。这也使得城乡户籍之间处于“泾渭分明”的状态。
对于我国实施严格的户籍政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这在我国是久已有之的一个社会管理的有效举措。最早在周朝，其实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原始的户籍管理政策，虽然政策不断变迁，却始终存在。而在更为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存在户籍管理制度，因为这是一个有效管理、组织国民工作生活的政策。
如今，迅速解决城乡户籍的割裂绝非易事。夏学銮谈到，应加大中小城市放开城乡户籍转换的试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燕绥教授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城镇化的内涵。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城镇化的重心在于打通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通道，实现城乡和谐发展，打造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这对于长期实行二元结构发展结构，已经出现城市“摊大饼”、农村衰落的两级恶性分化现象的中国而言，意义非常重大。
杨燕绥提出，中国未来城镇化建设有三大核心。首先，农民市民化并非农民进城，即指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教育、医疗、交通、通信、购物、银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其次，农业工业化并非弃农经工经商，即指在确保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工业文化和农工商联合经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益。第三，农村现代化并非占用农村土地一味地建设城市，即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下乡，缩小城乡人文差距。
她认为，保障农民权益主要指在土地流转和征地过程中，农户生存、发展和获益的权利和利益的总和。保障农民权益需要调结构、建机制，改变以往仅关注货币补偿和忽略权益保障的做法，尝试构建农民土地“货币补偿保生存安置、公共服务促进发展、契约管理保股东权益”的三元保障机制，具体可包括就业+福利买断+就业安置+股权分配+参与经营+股权分配。
在城乡间生活和教育等福利大相径庭的前提下，建立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确认农民土地权益包括农村居民的生活成本(生活安置费)、发展成本(教育促进和就业促进)和土地收益(参股分红)，由此形成三元保障机制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