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刚过，火车站里背着行囊的农民工兄弟又多了起来，他们挥别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再次踏上进城打工的征途。除了亲情和文化因素，一年一往返的“大迁徙”，多少也因为这些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下根、安下家。他们看起来买张火车票就来了，每天也跟城里人一样挣钱养家，可他们离真正的城里人又有多远？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推动农民工与市民一样平等享有子女教育、住房租购等基本权益。那么，目前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究竟如何？他们对城镇化又有哪些新的感受和期盼？本报记者走进70后、80后、90后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中间，倾听他们的呼声，并力求真实地反映给广大读者。
刘广德来自四川，个头不高，快人快语，在这个菜场摆摊已近十年。“20来岁就来上海了，当时只有我和爱人。我们做过各种活，后来卖菜稳定下来了，一直就在这里。”刘广德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指着正在旁边一张小方凳上做作业的女孩说：“喏，这不，我们把两个孩子也带到上海来了。儿子18岁，已经工作了，女儿刚上一年级。”
刘广德专卖高档时鲜蔬菜：荠菜、茄子、甜豆、春笋、有机花菜……一应俱全。每天凌晨3点，刘广德去批发市场进货，上午与妻子一起做生意。吃过午饭后回家休息，直到收摊前再来帮忙。
夫妇俩在菜场后面的小区租了套两室一厅，月租金2800元。“每月开销很大，我的摊位市口好，月租贵得很。最近菜价高，春节期间，草头、豆苗这些绿叶菜更是卖到十八九块一斤。价格贵了，生意难做啊！”刘广德说。
“城里什么都好，就是生活成本太高。现在身体好还没什么，等老了干不动了，是不敢留在城里的，还是要回老家去。”刘广德已经做好了打算：除非儿子、女儿能在上海扎下根，不然他就和爱人一起回乡养老，“别看我显老，实际我只有42岁，只要身体好，再干20年也没问题，那时候养老的钱应该也存够了吧。在农村，我们老两口花不了多少钱。”
“没想过留在上海吗？”记者问。
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刘广德其实很喜欢上海。他听得懂上海话，完全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女儿会说上海话，她实际上是在上海长大的。孩子们在上海都有朋友，他们将来是不肯回老家的喽。”刘广德叹了口气，“我们老两口也想留在上海啊，毕竟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心里踏实。可是没办法啊，用农村的社会保障在城里生活，压力太大了，万一得个病，不是拖累儿女嘛！”
原来，刘广德夫妇参加了四川老家的新农合。新农合缴费低，但是保障水平也低，在城里生活还是“病不起”。2007年，刘广德在进货时，骑电动三轮车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部骨折。休息三个多月，花了3万多元，回去只能报销4000多元。“老家的新农保，我压根儿就没有参加，保障太低没什么意思。听说到60岁以后才能拿到钱，而且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别说在上海租房了，连吃饭都不够。”刘广德说，现在除去日常开销，一家人每月能存下五六千元，这些就是他们夫妇俩以后的养老钱。
刘广德并不知道，他也能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上保障水平更高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他也从不关心这个政策。“像我这种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单位那一份保费也得自己出，按我现在的收入怎么上得起？更何况手续肯定也很麻烦。”刘广德说，“我们菜市场没有一个上这种保险的。”
“真希望社会保障能让我们这些农民工心里更踏实。”刘广德对记者说，“这样我们就能安心地留在城里，待在子女身边养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