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茶道对中国的影响

       陕西是中国茶文化最初的发源地，而唐长安则是中国茶道艺术的发祥地。追根溯源，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特征和地域特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安文化最具独创性和包容性，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他深深根植于三秦大地这块丰美的土地上，广征博引，兼收并蓄，在数千年历史云烟和风云变幻中，不断融合、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了最具个性和魅力的文化现象——长安文化，在诸如书法、绘画、文学、艺术、戏剧、音乐乃至建筑、服饰、饮食等方面，都对中国文化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甚至引导作用。如由北宋张载所创立的“关学”，经明清之际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发扬光大，成为“道不虚谈，学贵实效”的经世致用之实学；以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至今仍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茶文化也是如此。我国”茶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唐·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茶道大行。”这是“茶道”一词最早见于诗歌及文献的记载。从历史文献上考证，长安并不产茶，其茶叶消费主要依靠各地贡茶，从而使人们摆脱了具体的茶叶种植及加工环节，得以把目光停留在成品茶的鉴赏及茶文化、茶道的研究上来，这也许是长安茶文化、长安茶道艺术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吧。另外，唐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彻底开放的文化背景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陆羽《茶经·九之略》：“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是以都城中王公之门所用茶器多寡来衡量茶道盛衰的。陆羽的二十四器不但名目繁多，而且体积庞大，分量沉重，大概只有长安城里的王公权贵们有经济实力购置，有闲情雅致欣赏，至于普通百姓人家，只有“望二十四器”而兴叹了。